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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基礎理論:溺水的小孩——談道德延伸範圍
  • 出處:《弘誓雙月刊》第140期(轉載自EA中文社群網)

 溺水的小孩——談道德延伸範圍

 
Peter Singer‧黃資雅譯  
 
  為了激發學生對助人倫理的思考,在課堂上,我請學生們想像,在他們來學校的路上會經過一個淺淺的池塘,有天早上,你看見有個小孩掉進池子裡了,如果你伸手救他,你將弄得一身髒,還要回家換衣服,而且一定會趕不上第一堂課。
  我問,你有義務停下來救這個孩子嗎?我的學生們異口同聲說,有。弄髒衣服和錯過第一堂課,完全比不上拯救一條生命,他們覺得在這情形下,沒有藉口不下水去救這孩子。那麼,如果週遭有其他人,但他們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,這會影響你是否該救這孩子嗎?不會,我的學生們都認為其他人不盡他們應該盡的義務,不代表他們自己也可以。
  在了解學生們對義務的看法後,我問,那如果這個小孩在很遠的地方,也許在其他國家,但同樣的,他在生命攸關之際,你有能力去救這孩子——在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,絕對不會影響你的安危之下——你有義務救他嗎?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說,距離和國籍不構成任何差別。我說,事實上,時時刻刻,我們每個人都在這路過池塘的處境裡:我們都有能力救人,只要付出一點點的代價,我們可以救很多大人和小孩,他們都在性命危急之中,如果我們不行動,他們都會因此喪命。而這一點點的代價不過就是一張新CD的錢、一件新衣、一頓飯、或一場音樂會。這一點點的錢透過像樂施會(Oxfam)這樣的機構,你能拯救一個在遠方需要援手的人。
  討論到這裡,學生們開始提出現實考量:可是,我們怎麼確定我們的捐款可以達到需要的人手上?不是有很多捐款都花在慈善機構的人事成本上,浪費掉或貪污掉?人口暴增不才是核心問題嗎?我們難道不該先處理核心問題再來救人?這些問題都有答案,而我先給你一個簡單的回答,就算有一大部份的捐款被浪費掉,這個助人的成本是如此低,即使只有一部份真正達到需要的人手中,你仍是在救命,不痛不癢地救命。
  「在我不需要付出什麼很大代價的情況下,我有義務去救一條生命。」其實,我很訝異幾乎沒有半個學生質疑這個想法。他們似乎都已達到WH Lecky的道德延伸範圍(expanding circle)裡的最終境界。WH Lecky在19世紀末提出,人類對他人的道德感與關切通常從個人開始,適用到家人,擴展到同一階級裡的他人、然後延伸到國族同胞、區域、最後到全人類和非人動物。在這說法下,很驚人地,我的學生們到已達到最終境界,當然,想法和行動是兩回事,而造成行動與想法不一致的原因也很多,我稍後會回到這問題上。
  這個世代,是我們人類第一回能以全球角度來討論社群與責任。在古往歷史上,我們只能影響同一個城市或村落裡的人,即使是國王,也通常沒有能力企及其他國家的人。當Hadrian統治羅馬帝國時,他的疆域只涵蓋當時人所知的範圍,然而今日,當我離開倫敦(一個羅馬人不知道何處的地方)、坐上飛機,從羅馬帝國的一端,往另一端橫越,羅馬帝國的版圖連目的地新加坡一半的旅程都不到,更別說,跟澳洲(我的家鄉)的距離相比了。除了對距離的無能外,古往的人也無法像今日的我們,在分秒之間就能與遠方的人互通訊息,他們對於在地球另一端災害、戰爭、屠殺的受難者,很難及時伸出援手、造成任何影響。當他們聽到消息的時候,為時已晚,或者受難者在沒有幫助下倖存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「慈善事業應從自身周圍開始」說法是適當的,畢竟在古往社會,一個人的能力所及,不過就是自身身處的村落或城鎮。
  及時通訊與飛航交通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。今天,電視機前的兩億人口可以看見饑荒中乞食的孩童,可以看見逃離暴政或動亂、尋求安居之所的難民。這兩億的人口,很多人也有能力可以改善這些他們眼前所見的電視機畫面。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掏出信用卡,打個電話給慈善組織,援助這些組織飛到災害現場,去發送食物和醫療用品。國際間的合作,有如聯合國,也都有能力遣送部隊去保護可能遭受屠殺的人民。
  無論世界何處,我們都能參與以及影響當地人民的命運,而這能力,決定我們的責任。今日科技發展造成的公害規模,也是過往史無前例,亟需國際合作來面對的。古往人類的活動難以動搖大氣層和海洋,然而近世紀,我們學到了很多教訓——我們知道氯氟烴會傷害臭氧層,而碳排放使得氣候難以預測地變化,加劇海平面上升。我們一度以為海洋資源浩瀚無窮,而今捕魚船隊已枯竭魚群,海洋資源是否能復原是一個問號。在全球相連的網絡下,洛杉磯的消費者可以從消費行為影響澳洲的癌症患病率,將孟加拉的土地種滿花生,迫使泰國漁民放棄漁業、投入曼谷工廠工作。
  世界各地緊密連結說明了一個全球倫理的必要性,一個對待到地球上每個人都通用的倫理,沒有國族、區域分別。這是一個虛幻的期待嗎?我可以告訴你,不是。
  在滿足基本需求後,現今人類社會充斥著空虛徒然的氛圍。宗教和共產主義的敗退下,自由市場與消費主義進駐,寫下我們生活的步調:消費、賺錢、再消費、再賺更多錢。然而,看看那些在金錢競賽上遙遙領先的人,他們不見得感到心靈富足。我們有充足的科學證據指出,當我們基本需求滿足後,更多的物質,並不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,這和哲學家千年以來所說的一致。
  記得1986 Ivan Boesky的案例嗎?這名華爾街交易致富的百萬富翁,因為內線交易被起訴。Boesky在犯案時,已萬貫家產,他為什麼還要鋌而走險呢?六年之後,內線交易案被破,已和Boesky疏遠的太太Seema在美國ABC Network’s 20/20節目上,與Barbara Walters訪談中,公開她先生犯案的動機。Walters問Seema,Boesky是否是個奢華的人,Seema想想後回答,不是,他一週工作七天,非常投入,根本沒時間享受他所賺到的錢。她憶起,在1982 Forbes雜誌第一次將Boesky列進美國巨富名錄裡時,Boesky看起來很不開心,Seema以為Boesky不喜歡被公開列在雜誌裡,Boesky說:「不,不是,那不是讓我不開心的原因,我們什麼也不是,我們什麼也沒有,我們在名單最底端,我跟你保證,我絕對不會再讓你這樣丟臉,我們下次絕對不會待在名單底端。」
  如果這是成功的定義,我們不該苟同。這種成功不但沒有帶給Boesky心靈富足,更讓世人誤以為這是幸福祕方,忽略這樣追求的背後,代價是社會公義與環境。我們不該繼續把人生目標定為賺錢或消費,留下地球一堆垃圾。
  我們通常認定道德倫理與自身利益是相衝突的:那些透過內線交易致富的人完全受自身利益驅使,沒有道德概念。然而,為了自身利益選擇一個薪資較高的工作是應該的,即使這個公司製造環境污染、以及生產沒有真實用處的產品。而那些受良心譴責放棄高薪的人,或將可觀財產做公益使用的人,我們認為他們在為他人犧牲。是嗎?我認為不是這樣的。
  很多人會說,人不太可能從掙錢消費的生活模式,轉到以道德為基準的人生跑道,相信這可能性的人很天真。但是這樣的轉換,其實是對空虛人生的真實答案。近世紀開始,人生的虛無,不再過往哲學家們論辯生存意義後,令人失望的答案,而是很多人天天面對的現實。這個罪魁禍首很可能是對自我利益的過度強調,或是自我利益這個概念在根本定義上的錯誤。這個詞通常被定義為,個人的快樂與滿足;而自我利益的追求,便是任何著眼於滿足個人快樂的行動。然而,追求自我利益的生活很容易弄巧成拙,古老的哲學告訴我們「享樂主義是自相矛盾的」:愈追求,便愈需求,永不得滿足。人性幾千年來沒有改變多少,這哲學仍然一語成讖。
  道德倫理為享樂主義的矛盾提供解決之道。道德的人生,將其他人的利益也考量,賦予個人生命更多的意義。尋找道德與自我利益追求的平衡,這樣的古老智慧,在今日多為憤世嫉俗的人所嘲諷。但是,追求道德的人生,不是無憑據、過於理想的,有愈來愈多的例子向我們指出,具有道德反思的生活,很可能對個人而言,亦是好的生活。在人類旅程裡,從來沒有一刻像現在,在飽暖之後,道德指引的人生,成為人生虛無的難題,一個如此清晰的答案。
  在物欲追求為潮流的社會裡,決心過一個道德的人生,可能比你想像的還激進。在與盧安達的食物短缺困境相比,想在澳洲頂級莊園品嘗美酒的慾望不值一提。然而,這不代表道德的人生與享樂完全脫節,這只表示,我們的優先順序改變了。所有對時尚產業的投入與風靡、舌尖味蕾的無止盡追求、名牌跑車的市場創造與支持——只要我們心繫那些我們身手可救的生命,這些追求都可以變成次要的,而非必要的。如果我們能延伸道德的適用範圍,讓更高的道德感普及存在於每個人,那麼我們便很可能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社會。
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原文出自The Effective Altruism Handbook,譯文載於EA中文社群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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